每到年底，那句“深圳赚钱深圳花，一分别想带回家”就成为了众多深圳人的自嘲金句。

但你不知道的是，你可能只是在深圳搞不到钱，有的人却是在深圳搞钱，搞到破产了。是真的破产那种。

2021年，深圳成为第一个进行个人破产立法试点的城市。就在两个月前，深圳裁定首宗个人破产清算案。

制图：深圳微时光

在深圳司法的个人破产信息公开网站，我们查看了今年14个申请个人破产的公开卷宗（仅指公开案件）：

在他们当中，有企业家创业失败，欠下了300多万无力偿还，有因为破产倒闭而去开网约车的服装店老板，还有人因为网贷和信用卡，欠下了130多万......

每一个深圳破产人背后，都是一段深圳搞钱的缩影。看完他们的破产故事，也许你的2022年会有新的启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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屡战屡败的创业人

在申请个人破产的案例中，大多数是创业失败导致破产，一次创业失败后重整旗鼓，再创业再失败，直到负债像滚雪球一样将他们压垮。

去年11月初，法院宣告呼某正式破产，这是全国首个“破产人”。在财产豁免清单上仅有床、桌子、手机等17件日常生活用品，加起来的财产残值总和不到4000元。

2014年，教师行业出身的她在罗湖经验一家主营教辅类的公司，占地3000㎡，光装修就花费了200万，两年后公司所在商场倒闭，公司被迫关门，信用卡借款、朋友借款、经营贷款、利息……每个月的月供还贷四、五万，她的负债高达480多万元。

为了还债，呼某去了平安保险上班，还把唯一的住房卖掉，260万元的卖房款全部用于还债之后，欠款任有100多万元。

许是为了生计，许是不甘心，2019年呼某再开公司，但才刚刚走上正轨不久，新冠疫情袭来，培训班停摆，学生流失，呼某失去了生活来源，也无法继续缴纳公司的租金。

截至到破产申请日时，她负债135万元，没有固定工作和收入，她在申请破产的自述中称：“从2020年2月开始，彻底不做（创业）了。”

从申请成功那日起，呼某进入了三年免责期，只要通过考察期，她的欠款将一笔勾销。

和呼某一样，崔某也在教培类创业项目中摔了跟头。

2016年，工程师崔某在大厂间摸爬滚打8年后，迎来了他人生的分岔口，就像那些令人艳羡的都市爽文开篇一样，他辞职创业，目标是对标新东方教育集团，打造属于自己的教培“帝国”。

租赁了三个场地，收购两个同行机构，招聘20多名员工，付费品牌加盟，前期投入大约150多万元。除了硬件支出外，他还在培训员工、学习企业管理、投放广告等细枝末节处花费20多万元。

但他的创业故事却没有爽文的结尾，没有逃脱下行的命运。初期目标太高，没有行业相关的销售和管理经验，仅运营30个月，公司资金链断裂。截止破产申请提出时，崔某负债262万元，卡里仅有4000元存款，小汽车也已抵押。

疫情不仅改变了世界，也让一些中小企业深陷寒冬，梁某锦的创业生涯便在2020年宣告结束。

2018年开始创业，梁某锦希望开发出具有创新专利的蓝牙耳机产品，时间过去一年，他带着初代产品亮相展会，但无人问津，销路受阻。初代产品不行，那就进行升级，只要产品过硬便不愁伯乐，抱着这样的想法，梁某锦又开始了钻研。

2020年春节，迭代产品设计完成，却遭遇了疫情，霎时间不小中小企业受到重创，梁某锦的公司也不例外。他想要抓住疫情下的一线生机——开发额温枪，但他遇到了刚开始创业时同样的难题，找不到销售渠道，高价开发的产品最终只能以配件单独售卖的方式来回血。

产品开发两次受挫，他又想回头重新研发蓝牙耳机，但资金已经不足以他再追梦了。

有技术，但没有足够的资金，也不懂市场，“和想象中的创业不一样”，梁某锦的创业梦破碎了。截至到破产申请时，他负债75万，但他在破产后每月仍固定收入2.5万元，名下也还持有两个公司的股权，三个专利，两个商标，破产重整后也有较大希望在期限内还清欠款，开始新的人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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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“卡”为生的欠债式生活

近几年考研和考公党把通过选拔性考试称作“上岸”。但这个词对于因为卡债而陷入泥潭的“卡奴”们来说，不仅是希望，更是一个重启人生的开关。

魏某往常年有超前消费的习惯，连日常生活消费都喜欢用信用卡支付。2017年，他与女友计划着结婚，但当时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，存款也不能撑起结婚的大额支出，魏某往便更加频繁的刷卡，大到结婚事项、房租，小到伙食费都用信用卡来垫付。

收入不稳定，无法按时偿还信用卡，每个月的工资还完信用卡后所剩无几，又只能用刷卡来维持生活，就这样度过了艰难的一年。

为了打破卡债怪圈，魏某往和妻子在东门租了个铺面，打算做点女装生意。还没等“上岸”，妻子怀孕了，魏某往无法独自看顾店铺而悻悻关门，债没有还上，还亏了3万。

之后的日子依旧以卡养卡，入不敷出，日子就像是不断地倒带，直到负债73万。魏某往成功申请了破产和解，也在去年夏天入职了一家公司当投资经理，税前收入1.5万元。

陷入卡债怪圈的一般有两类人，一类是和魏某往一样习惯性超前消费的贫困式人群，另一类人则是以信用卡来投资，最终导致资金断裂。

张某芳便是第二类卡奴。2016年，她在福田区开了一家眼镜店，经营店铺的两年期间，她用10张信用卡和两个网络贷款平台借款来维持开销。但店铺生意惨淡，每年的循环利息和养卡的手续费却要接近10万元。

债务就像悬在她头顶的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，眼镜店被迫倒闭。但她没有放弃和认命，转而学习小儿推拿、月嫂、产康等一系列课程，她还想继续创业，无奈合伙人中途退出，命运的齿轮又一次停转。到破产申请时，她背上了约108万元的债务，所剩财产为一辆二手丰田小汽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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陷入“投资美梦”的困境

在深圳，你永远不要低估一个人搞钱的速度和胆量。从全民养基的风潮可以窥见人们对于投资理财的疯狂。但有时“投资”只是一场易碎的幻梦。

2012到2020年间，闫某在深圳广电集团担任某节目主持人，年薪加副业约摸每年收入12万。正职和副业的收入都很稳定的情况下，她开始寻找新的奶酪，把搞钱的目光投向了电商平台、游戏平台的项目投资。从2015年开始，她陆续往两个平台投资了100万元。

本想暴富，但项目快速崩盘，让闫某一夜“暴负”。电商平台的法人因挪用公款被刑事立案，游戏平台则是经营困难面临倒闭。

为了让投资的钱不打水漂，闫某决定以贷款的方式给游戏平台追加投资。从这时开始，她陷入了一个又一个骗局。

某投资顾问公司承诺可以用买房的方式贷款200万，结果贷款不成反倒损失了110万。人在损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会产生“赌博”心理，闫某不仅没有及时止损，反而继续让朋友帮忙贷款，却被朋友诈骗了6万元。

到此，闫某负债累累，申请破产时她的负债总额高达248万元，且债务大部分已逾期。

投资理财不仅需要对自己的能力和承受的底线有清楚的认知，而且还需要一点运气。

医生李某芳在2017年时用信用卡和银行贷款的方式投资了一款“据说有效”的减肥产品，从初期投资进货到后期开发客户花了大约20万元，忙碌了一年后便停止了这个项目。

2019年，她办了离异手续，拿到了儿子的抚养权。作为单亲妈妈，她想方设法赚多点钱，给儿子更好的生活。于是李某芳投资5万元加入了微商，卖起了手工阿胶糕。

投资的初始资金还没有回本，时间来到2020年，因为疫情，她卖不出去货，断了资金来源，李某芳把新买的送货用小汽车以半价5万元的价格出售，还了部分债务之后还欠34万。

现在她每个月的工资大约最多7500元，扣去还款金额和父母的赡养金后，她给自己和儿子留了1500元的生活费。而这样的日子，她还要过五年，直到欠款还清。

除了这几个故事外，还有更多破产人都在努力生活。服装店倒闭后从事网约车还债的老林，做家教来替亡夫还款90万的单亲妈妈，公司关闭后打算收废品、送外卖的祁氏夫妻……

没错，他们的破产证明了他们是“失败”的，但这种失败必然是暂时的。在人生的至暗时刻，是深圳这座城市，通过个人破产试点这样先行先示的创举，给了他们重新开始的力量，给那些诚实的人，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

呼某在下达裁定书前三天在朋友圈写到：

“曙光在望，希望就此别过至暗时刻！不急，还有余生细品。”

过年了，一切都会好的。